記者：現在大家都在談論“第三次工業革命”，在政府相關政策制定部門和大學研究機構，《第三次工業革命》幾乎人手一冊，您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見解是什么？
何積豐：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一個世界性的命題。對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內涵，有關專家的意見并不完全一致。而討論第三次工業革命，離不開討論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國家紛紛反思，要調整和改造自己的產業結構。
過去，在中國，我們主要是以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為主，現在我們遇到了發展瓶頸。西方國家同樣遇到了瓶頸，西方國家工人的工資比我們高，美國工人的平均工資是我們的8倍左右。這么高的工資，如果不建立新的生產模式并利用新的技術手段，從而生產更高質量、更具優勢的產品，是無法與發展中國家競爭的。
讀了《第三次工業革命》以后，我思考最多的是所謂產業的“再工業化”。我想這其中有3個方面是至關重要的。一個是生產過程的再工業化。事實上，人類早期的工業化進程就是從生產過程開始的。有了蒸汽機，人類擺脫了手工操作的束縛，整個生產組織模式都發生了改變。在微觀上，生產工藝也發生了改變。最后，最重要的是，工人的結構改變了。
據我的觀察，我們國內講的“再工業化”，跟國際上講的“再工業化”距離太遠。所以，我們經常說，中國要到2050年才能進入基本發達國家的行列，這一目標定得已經很高了。
記者：現在大家都在講經濟轉型，但怎么轉，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和步驟，好像并沒有比較明確的路徑，對此，您怎么看？
何積豐：雖然大家都在講經濟轉型，但我猜想，不僅是中國的制造業企業，即使是高層領導和專家，目前也無法清楚地指明到底我們的再工業化應該怎么做。這可能是中國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最危險的問題，弄不好會變成新一輪的圈地運動和造樓運動。兩年以前，物聯網開始大熱，于是建了很多物聯網園區，后來，云計算大熱，又建了很多云計算園區。弄不好，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不會縮小，一定程度上甚至還會越來越大。
人家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得非常非常快，而我們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得卻非常非常慢。這里，我們檢查主要有3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我們的行業劃分還是第一次工業革命遺留下來的那種行業劃分的辦法，比如機械就是機械，化工就是化工。
而現在西方已經在講所謂的“縱向產業聯盟”，就是把一類產品的上下游相關企業都放在一個鏈條上，以利益作為驅動。這樣，它的產業組織方式與通常的產業組織方式就會不同，對于一類產品，它是把和它有關的上下游企業都集中到一個鏈條上，形成產業鏈。
我們現在的產業園區為什么有問題？主要原因是我們是橫向的、同類的、競爭關系的。因為是競爭關系，所以產業園區本來應該加以促進的交流也變得不可能了。
記者：您認為要實現真正的產業轉型和再工業化，我們需要進行怎樣的調整？
何積豐：實現我剛才所說的3個方面的轉變至關重要。首先是生產模式要改變，慢慢從過去那種以行業為紐帶的聯結方式，轉變為跨行業的、以產品和市場為導向的產業鏈模式。這個事情做起來比較難。這種產業鏈的關鍵是要有龍頭企業作領袖，而且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利益沒有沖突，都能夠得利。所謂一榮俱榮，把利益捆綁在一起。這是第一個，因為我們的生產組織方式可能有問題，包括園區的組織方式。其次是我們的工藝方式實在太落后了。我們距離國外的數字車間、數字工廠還有相當遠的距離。比如國外有些3D打印機已經不再是產品加工線上的一個工具，它還能夠做產品的改進設計，它的功能角色已經改變了。所以它對勞動者的要求也更高了。西方國家現在提出，工人門檻的最底線是接受4年本科再加兩年高等技術學校教育。現在我們國家所推崇的高職、高技是遠遠不夠的。在中國，傳感器系統往往是擺擺樣子的，生產線上沒有幾家企業應用傳感器。而在發達國家，傳感系統已經廣泛使用，工業生產線已經能夠與工人進行對話。所以其實我們很多人還沒有真正理解西方國家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深刻變化究竟在哪里。也正因此，我們的憂患意識一定要增強。
最后一點是我們企業里面的人員組織結構一定要改變。我看到的一份材料顯示，在通用電氣，軟件工程人員的數量已經占到2/3，可以說通用電氣等做的不是數字制造而是數字“智”造。在這一領域，西方國家遠遠跑在了我們前面。
對于我們來說，雖然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朝南走是對的，但怎么朝南走，有哪些要素，會碰到什么困難，卻都不是很清楚。眾所周知，制造業的再工業化要和信息化結合在一起。那么信息化誰來做？當然離不開搞軟件的人，也就是說，制造企業應該大量雇傭軟件工程師。但現在的實際情況卻是，我們的行業界線過于清晰，學軟件設計的學生一畢業，絕大部分都到軟件公司去了。
因此，制造業如何實現智能化就成為問題。因為在美國和歐洲，很多學軟件出身的年輕人畢業以后不是去軟件公司，而是到大企業里從事產品的智能化開發。
我們的企業招聘員工的時候，一般招聘的都是“我這個行業”里的人，這種招聘思維其實相當封閉，遠遠不夠發散。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里，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是相當嚴重的。比如，我們現在仍然是“信息不走路，人走路”。本來，信息四通八達以后，人應該可以少走路，但事實卻是，人仍然要到各個部門去收集本來可以自己“走路”的信息。比如讓派出所出張證明，證明你住在哪里；跑到民政部門出張證明，證明你結過婚；讓學校開張證明，證明你是學校的職工。然后，拿著所有這些證明再跑到一個地方去申請點什么事情。而且往往一次辦不成，會發現還有證明漏掉沒有開。其實，這些數據現在都已經上網，為什么不能實現聯網查詢呢？所以，我們現在搞新型工業化，一定要把行業的束縛打破，讓思路更加開闊一些。
比如，我們應該在園區進行嘗試，組織“縱向產業聯盟”。如果園區都做不了，跨園區做就會更加難。
事實上，我覺得園區應該形成一種有利于促進產業鏈對接的合力，使得新的經濟增長點能夠得以在這一過程中萌生。而現在我們的園區實際上還是行業園區，比如軟件園就主要以軟件開發為主。
我總覺得，不應該把園區做成不同公司的累加，彼此之間沒有交互、沒有促進，企業之所以選擇你的園區無非是你的硬件服務比較好。園區應該扮演促進產業鏈上下游不同主體聚合在一起發生化學變化的作用，園區管理者應該扮演一種促進轉化酶的角色。這樣就會使一加一大于二。現在的園區提供的無非是硬件條件，還是初級階段，下一步就是要向聚合反應的方向發展了。
記者：今年的大學生就業形勢尤其嚴峻，您覺得大學生就業難是不是與我們的人才培養機制有關？
何積豐：人才培養是新型工業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今年所有主流媒體都在討論699萬大學畢業生找工作難。為什么大學畢業生找工作會這么難。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大學本身沒有搞好。
沒人要的專業照樣在招生。而市場上所需要的、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才，高校培養不出來，學生于是被耽誤了。
實際上，未來制造業的新方向是數字“智”造，我們一直在講兩化融合，未來制造業的關鍵是要有數字車間、數字工廠和數字化的工人。其特征就是更加多的機器、更加少的工人和更加多的技術。而我們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工廠數字化程度很低，設備更新很慢，工人的水平更不用提了，有高職文化就已經很不錯了。如果以上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的再工業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記者：提到“兩化融合”，我們是否應該把信息化和智能化作為產業升級改造的重點？
何積豐：當然應該。
你看，從前，軟件都是附送的，但現在軟件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值錢了。因為軟件開始和關鍵的制造設備融合在一起了，比如數控機床的控制軟件，非常昂貴，它直接關系到產品的加工精度。所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軟件要附著在制造業的皮上才值錢，也就是說，信息產業必須與其他產業有深度的融合。這是我們國家傳統工業改造必須走的里程，先要慢慢走向數字化，然后是信息化和智能化。現在，數字化我們已經慢慢在做，但信息化和智能化的進程才剛剛開始。其實，邁向這兩步的技術障礙并不是很大，關鍵要看產業本身是否有意愿從數字化走向信息化和智能化。
目前，中國很多企業還沒有把信息化和智能化作為產業升級改造的重點，在企業的體系結構里面，根本不把信息化和智能化作為其重點，信息化和智能化僅僅是被當作衣服上面的一朵花，有固然好，沒有也照樣能夠生存。
與幾年前相比，中國企業現在在技術方面的條件已經強得多了。但主觀意識上，許多企業還沒有做好走向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準備。而傳統產業如果不經過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洗禮，我們的工業基礎就不可能提得有多高。
記者：對于制造企業來講，設計和管理信息化與產品本身的智能化相比，您覺得哪樣更重要？
何積豐：中國企業目前的設計和管理信息化已經比較普及，但產品本身的智能化還很落后。因此，嵌入式軟件和工控系統的發展就尤為關鍵。現在，我們國家最弱的、花錢花得最多的是這兩樣，比如核電行業應用的控制軟件、軌道交通應用的控制軟件、高鐵里面應用的控制軟件，全都是進口的，人家完全能夠卡住你的脖子。與此同時，制造智能化的產品，工具首先要智能化。我們現在的智能工具都是買人家的，而且非常非常貴，人家就靠這種辦法來卡你。
人沒有智能，工具沒有智能，總體方案也沒有智能，產品怎么可能有智能呢？人沒有智能意味著人的教育有問題，既有動手能力又有設計能力的工人鳳毛麟角。與此同時工具又是非常落后的，大多數高檔數控機床都要依靠進口。而頂層設計當然更沒有智能。
沒有以上3個智能，產業的智能化又何以實現呢？其實，信息化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從宏觀到微觀的管理都需要信息化。宏觀管理的信息化固然不可或缺，但微觀上，車間生產的智能化和產品的智能化同樣至關重要。
來源：e制造 日期：2013-10-15